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什么区别？

经常看到优化经济结构，优化产业结构的字眼，二者有什么区别吗？麻烦经济学大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，能举例最好，感谢！

经济结构的范围更广啊

秦由于商业经济法规的制定和完善，对各方经济关系的调整都是系统性的，对于一切与经济有关的商业活动都进行了规范化管理，经济资源被国家垄断，工商业的发展被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，计划经济体制在秦国确立。反映了秦王朝成熟的组织管理生产、调度劳动力、调节商品货币关系的能力，以及控制市场的法律化程度，这一切都说明秦王朝商业活动日趋规范。

秦国早期依旧延续了周朝一直奉行的“工商食官”管理制度，商品贸易基本掌握在官府手里，手工业发展被严重束缚，同时削弱了私营业的生存空间，直接导致私营商业发展滞后。但随着社会结构变化、生产力的进步，手工业率先冲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，秦国的“工商食官”体系也逐步开始转型，私营从业者开始慢慢出现，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，开始出现“本业”和“末业”之分。

“本业”和“末业”反映了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客观事实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说：“《周书》曰：‘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則财匱少’。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”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时，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，并依此判定以农业相关的为“本业”，与商业相关的为“末业”。

秦国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推动下，虽然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，似乎将“本业”和“末业”彻底对立了起来，但经济发展自有它的客观规律，商业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，依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“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”。所以商业发展是必然结果，首先是商业利益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，对提高秦国的经济实力具有现实意义。其次秦国地处西部，物资相对匮乏，必须依靠商业贸易才能满足生活、生产需要，特别是一些重要军需物资。最后是通过商业贸易传递出的国家政策变化，不但加强了文化交流，还为地广人稀的秦国带来源源不断的移民；同时由于商业贸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为秦国收集和散布情报提供了渠道。

班固的《汉书·食货志》也说：“《洪范》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，货谓布帛可衣，及金刀龟贝，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。二者，生民之本，……食足货通，然后国实民富，而教化咸。”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对于商业还是有正确认识的，虽说商业自商鞅变法起一直被视为“末”作。但商鞅也认为：“农、商、官三者，国之常食官也，农辟地，商致物，官法民”。意思是商业有流通货物的作用，同农民开辟土地从事农耕以及官吏治理人民一样，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。

秦为了有效管理商业，制定了《金布律》等相应的法律。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极力限制非法的商业活动。如禁止农民售酒；禁止非商业单位经商；统一商品价格，要求明码实价；统一度量衡器的误差限度；重要商品专营等。如《金布律》规定：“有买及买（卖）也，各婴其贾（价）”。即出售的商品应当分别系上标签标明价格。同时规定，市肆中的商贾对钱和布两种货币应同样对待，不得“择行钱市”。在先秦时期，独立的商人阶层十分活跃，或长途贩运，或坐市列肆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：“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”。当时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器物，乃至奴隶贩卖，利润率一般可达20％以上。

秦历代都对工商业有一些革新，尤以秦献公和孝公改革对秦国的工商业发展影响最大。秦国从献公整顿内政，实施改革开始，相继废除了人殉制度、“户籍相伍”、迁都和推广县制、“初行为市”等多个方面。对工商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，尤其是“户籍相伍”和“初行为市”。国家对贸易市场的管制，也反映在商人的户口管理上。“户籍相伍”的实施，就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，手工业者、商人也进入了国家人口管理的统一序列，国外的商人要想进入秦国的市场，必须先取得“传”的审批权，经过官府的批准后，成为“布吏”再交由市场管理人员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在市场范畴内，政府亦实行“什伍”户口制度，把各国的商人归类为“什伍”，并由“列伍长”统一管理。

“初行为市”是指官府专门设立了市场及管理机构，表明了私营工商业管理已经制度化了。官府建立的商品交易市场有两种，一种是叫“市”的露天商业集市，主要用于日常商品贸易，多是行商在经营。还有一种叫“旗亭”的建筑型商业集市，主要流通手工业产品和一些奢侈品，多是由坐商来经营的。所有的商业贸易都由官府统一委派的“啬夫”来进行管理，他的职责是管理商品市场的租税、管理秩序等。此外，还存在一种由官方直接经营的集市，主要经营各种高档手工艺品和盐、铜、铁以及皮革等物品，受官方委派的“工室”进行监督管辖。从《关市律》可见私营和官营共存，既有官府对私营商人的监管，又对官商进行监管，以防范舞弊和逃税行为。

在当时还流行一种叫“军市”的贸易形式，这里市场主要开设在边境地区，由政府直接管理。在这里行商的商人其实代表的是两国的官员和军中的代表，一则是换取互相需要的生活物资；二则是互相套取军事情报。

秦国在实行重农抑商之时，对流动人口进行了严格管理，他们认为人员流动过大，会造成不稳定，严重了影响百姓耕种的积极性，与秦国强调耕战、加强中央集权的取向发生矛盾，因此在商鞅变法时期对流动人口实行了更严厉的管制；而酒馆及客栈等场所就是管理的重点，根据《秦律·工律》可知官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，客人须凭“验”的一种证件才能吃饭和住宿，否则，商家和客人都有责任。

通过《史记·商君书》中的一些记载，知道所谓的“抑商”不过是提高商业税率，增加商人家庭的赋役”并不是完全对商业行为进行打压。商业行为带来的巨额利润，为政府增加了高额的税收，将秦国一直倡导的“富国强兵”落到了实处。再则秦国实行的赋役制度，不仅是商人，就连公室贵族也未幸免。所以重农抑商实际上是秦国对赋税和徭役的一次彻底的变革，针对的不仅是商人。

但是各国经济有各自独立的运营模式，长期形成一种固有原则。秦在统一后，自然是把为秦国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推行全国，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六国的经济发展强行纳入到其现有的管理模式下，破坏了原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发展规则，不仅中断了原来的商品生产，而且把那些有可能成为秦朝统治基础的地方豪强、六国贵族推向了自己统治的对立面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朝大一统帝国迅速灭亡的结局。